他是被一代中国年轻人钉在墙上的浪漫偶像
“对于诗人画像在中国传播的梳理，可以从最直观的层面来考察一个诗人的形象如何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如何被接受。”
张静《雪莱在中国（1905—1966）》
在鲁迅写于1925年的小说《伤逝》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鲁迅将雪莱安排出现在涓生和子君这对民国时期恋爱中的男女的交谈中。涓生从杂志上裁下来挂在墙上的雪莱“最美的一张”半身像，很可能并非鲁迅的拟浪漫想象，而是可验证的写实。
从鲁迅小说中貌似不经意的细节可以推断出：雪莱在当时年轻男女的心中，已经是某种形象的代表。那么，究竟雪莱代表着什么样的形象，以至于追求自由爱情的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而为何涓生因子君低下头便断言她“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呢？
除了《伤逝》，雪莱画像还出现在胡也频的小说《北风里》中。这篇并不为太多人熟知的短篇小说发表在1928年3月10日的《现代评论》上。穷困潦倒的年轻作家珍藏了一幅雪莱画像：
诗人的像在放大时是花了四元，镶在一个价值二元的一只木框上，从数目算来，共是六元钱，那末，变卖了，至少总可以得一半的价，是三元。我想。……
然而我的心，立刻就浮上罪恶似的，非常的惭愧了。但在我的眼睛里，年青的诗人，依样是英俊的，且带着女性的美，静默着。……
于是我跳上桌子，从墙上，拔出一寸多长的铁钉，连着很长的白色棉纱绳，把雪莱的像拿下来了。……
“要卖多少钱？这像片是外国的窑子么？”…… “是戏子么？”……“那末，是什么人的太太吧，是总统的太太么？”
“不——这是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他惊诧了，又现出鄙薄的笑意，把像框翻看了一下。
雪莱之于这位年轻人，是一个偶像般的存在。而雪莱画像在当铺老板眼中一文不值，暗示出这位青年幻想的破灭。从两部小说的细节首先会引出一个疑问：他们收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雪莱画像？这要从雪莱画像最初进入中国说起。
创刊于1902年11月的月刊《新小说》，最早在日本横滨出版，由新小说社发行。编辑兼发行者署名赵毓林，实为梁启超主持。第二卷起迁至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这本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也是一个介绍域外诗人和作家的平台。
在《新小说》1902年第2号的图画栏目中，出现了英国诗人拜伦和法国作家雨果（刊中译作嚣俄）的画像。3年之后，在1905年第14号中，同样的栏目又刊登了三位欧洲诗人的画像，依次为德国诗人席勒（刊中译为舍路拉）、德国诗人歌德（刊中译为哥地）、英国诗人雪莱（刊中译为斯利）。这是雪莱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新小说》上的三位欧洲诗人画像
画中诗人是卷发，里面穿一件19世纪欧洲年轻男子经常穿的白色立领衬衣，外面套一件深色的西装。嘴角轮廓柔和细腻，脸庞秀丽，很有英国贵族气质。
雪莱短短30年的生命里，留下的作品很多，可是画像并不多。出现在《新小说》中的这幅画像，作者为威廉姆·豪尔父子（William Holl Sr.，不详；William Holl Jr.，1807—1871）。这幅画是根据当时身为学生的业余画家艾米莉雅·珂岚（Amelia Curran，1775—1847）于1819年创作的作品修改而成。
雪莱像（威廉姆绘）
珂岚是爱尔兰画家，1810年便与雪莱相识，两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后来她搬到了罗马，1819年遇到了同在罗马的雪莱和玛丽，于是便为夫妻二人分别作了肖像画。这幅画当时并未完成，雪莱死后在玛丽的协助下作了一些修改，才最终得以面世。威廉姆和珂岚的这两幅肖像画除了在面部细节上稍有差异外，并无太大不同。
雪莱像（珂岚绘）
珂岚小姐的雪莱画像刊载于1922年7月18日的《晨报副镌》中。这一年是雪莱逝世百年纪念，包括《创造》季刊、《小说月报》《晨报副镌》《学衡》在内的报刊，无论派别和主张如何不同，都同样地发表了关于雪莱的纪念文章，并印有雪莱画像。
《晨报副镌》上的雪莱画像
《晨报副镌》上的这幅雪莱画像是配合周作人（署名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一同发表的插图。这幅画像的下方注明了作者为Miss Curran（珂岚小姐）。画中的雪莱手拿长长的鹅毛笔，样貌与《新小说》中的颇为相似。
1922年9月出版的《学衡》第9期和1923年9月出版的《创造》季刊“雪莱纪念号”也同样刊载了这幅雪莱画像。与《晨报副镌》不同的是，《学衡》上出现的画像不再是页内文字旁的插图，而是整页的插画。
《学衡》上的雪莱画像
《创造》季刊中的画像稍有不同，画中雪莱的半身像取自手臂以上，所以并未出现手持鹅毛笔，但是就面部样貌而言，并无不同。这几幅画像中的雪莱，正如勃兰兑斯描述的那样，“那一张嘴却美得迷人，显得十分秀气，一双眼睛闪射着一种女性的、几乎可以说是天使的目光”。也如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透过雪莱好友霍格的视角看到的：“整个面孔洋溢着一股神奇的热情，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气和一种异乎寻常的智慧，而时时显现的道德的闪光，却别有一种摄人的力量：他的温和、细腻、热情、诚挚的神色使人想起佛罗伦萨大壁画上所画的诸圣的形象。”这大约就是涓生和《北风里》的年轻人所拥有的雪莱画像。
而出现在1922年12月10日发行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12期中的雪莱画像却与以上不同。这幅画像的作者是美国画家威廉·艾德华·韦斯特（William Edward West，1788—1857），至于这幅画像中的人是否为雪莱，一直存有争议。
韦斯特曾于1822年夏天前往意大利的莱航为拜伦作过画像，而那年的7月拜伦曾经和雪莱待在一起。后来韦斯特对于作画时雪莱是否在现场，自己是否曾为雪莱作过画这件事情有过前后不一的陈述。
在1826年的《新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杂志的文章中，他并未提到作画时雪莱也在现场，更未提到他曾为雪莱作画。但是在1847年出版的《艺术家的生活》（Artist’s Life）一书中，他却说自己当时也曾为雪莱作画，这幅画中的人物就是雪莱。对于韦斯特此幅画中的人物是否为雪莱这个问题，美国杜克大学的雪莱研究专家纽曼·怀特在出版于1940年的《雪莱》一书中给出了有力的证据，他认为这幅画中的人物并非雪莱，而是李·亨特（Leigh Hunt）。
当然，1922年的《小说月报》的中国编辑在刊载这幅图画时，是无法判断这幅后来有争议的画像是否为雪莱本人。如果仔细检视，画像中这位身穿立领衬衣着黑色西装的男子，样貌与前述的雪莱肖像并不相同。他的眼神犀利，也许正因如此，几十年来被认为是雪莱的另外一副表情吧。
除了雪莱画像，该期的《小说月报》中还印有图片《雪莱纪念碑》（Shelley Monument）。
《小说月报》中的雪莱画像和雪莱纪念碑
纪念碑中死去的雪莱倒在哀伤的玛丽怀中，不禁令人想到米开朗琪罗的代表作《圣母怜子像》（Pietà）。因此，鲁迅小说中提到的“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也并非虚构，应该是鲁迅写《伤逝》前在哪里见到过。后来，这幅画也确实出现在了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中。
1926年5月10日《小说月报》中发表了郑振铎的文章《文学大纲·第二十七章十九世纪的英国诗歌》，文中附上了插图《雪莱的火葬》。1822年7月8日，在拉斯佩齐亚海湾，雪莱驾驶的名为“爱俪儿”（Ariel）的小船遇到了风暴，淹没在海水中。一个月后雪莱的尸体在岸边被火化，遗骸后来被埋在了位于罗马的英国公墓（Protestant Cemetery）。这幅《雪莱的火葬》由法国画家路易斯·福涅尔（Louis Edouard Fournier，1857—1917）于1889年创作完成，描绘的便是雪莱尸体被火化的场景。
雪莱的火葬（路易斯·福涅尔绘）
画面中从左到右出现的人物分别是拜伦、李·亨特和特烈劳尼，他们都是雪莱生前亲密的朋友。画面中玛丽跪在后方，但在现实中她并未出现在火葬现场。根据特烈劳尼的回忆，火葬是在8月份，那天的天气是有“轻柔的、一阵阵的微风”。而画中的天气则是阴沉，烟雾弥漫，寒气逼人。画家如此艺术化的处理，也许正是为了烘托出仅30岁的天才诗人陨落化为灰烬之时，世人的哀伤之情。
对于诗人画像在中国传播的梳理，可以从最直观的层面来考察一个诗人的形象如何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如何被接受。而雪莱作为最早被介绍进入中国的西方诗人之一，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远远比几幅画像的梳理复杂得多。来自鲁迅与胡也频小说中的细节表明，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雪莱不仅仅代表着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诗人，而且是一个富于时代意义和文化意味的偶像，他代表了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
*摘自张静《雪莱在中国（1905—196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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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在中国（1905—1966）
张静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
“这部著作以宽阔的学术视野，包罗万象式地评述了雪莱在中国的全面译介及其影响。这部著作以跨国界、跨领域的视角，不仅介绍了雪莱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成果，还把雪莱在欧洲所引起的所有社会舆论、学术评价、传记研究，甚至是不同国度的文学史教材（包括自撰、翻译和重译）中的雪莱形象评价，都囊括其中，使之通过‘译介’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人的视域，充分显现了中国人对雪莱的理解是全面的、完整的、有深度的。”